中国民主季刊

本文梳理了总统制 - 议会制过去三十年的学术论争，澄清了这两种制度的界定标准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概况，总结了两种制度设计对于政体稳定性的优劣。虽然议会制与总统制各有利弊，也互有成败，但总的来说，总统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端，不宜为民主转型国家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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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是政治神学探讨的一个重点，而在中国以基要主义为底色的神学背景下，政治与民主的关系经常是基督教话语的禁忌。作为中国自由派神学代表的吴耀宗在 1940 年代关于基督教与民主关系的论述有很多，虽然他对民主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至于将自由派基督教与中共捆绑在一起来追求民主。但他主动出击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 , 积极就社会政治议题发表基督教立场的观点，特别是其主张基督教应该积极追求民主的精神，值得现在的教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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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掌权 13 年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经济结构面对重重挑战。这个体制的演变逻辑是什么，会向何处去？如何理解独裁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解释中国经济此前的成功与目前的困境？是否有潜在的其他选择与某种真正的复兴战略？受《中国民主季刊》邀请，乔治梅森大学麦卡托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研究员钟伟锋与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进行了以下对谈。他们的对话为理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模式”提供了来自国际智库的深度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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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最近在台湾出版了《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简称《制度基因》）一书，引起广泛关注。许成钢教授为什么要写作这本书？它与此前关于极权主义的论述有何不同？极权主义在中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其独特性何在？如何看待极权主义之下的经济增长？民主转型在中国如何才可能？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对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的许成钢教授做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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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中共自己的数字揭示，所谓“不审不判”的战犯政策，实质是不顾现代法理，随心所欲地将战俘升格为战犯。所谓皇恩浩荡的特赦政策，实际上将高达近 40% 的战俘拘押 26 年有余，其中 16 年更被剥夺与家人通讯的权利。高达总数 20% 的战犯更是无缘特赦，在狱中被关死。中共通过长期拘押和洗脑，以自由作交换，榨取被俘的前朝高官和高级将领对中共政权言不由衷的赞美和臣服，以达到统战目的，并粉饰专制政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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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了总统制—议会制过去三十年的学术论争，澄清了这两种制度的界定标准及其在当今世界的分布概况，总结了两种制度设计对于政体稳定性的优劣。虽然议会制与总统制各有利弊，也互有成败，但总的来说，总统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弊端，不宜为民主转型国家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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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从专制统治转型到某种形式的民主体制后，民主派紧接着的一个任务就是巩固新生的民主政体。然而，什么是民主巩固？政治学者、行动者们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导致了一种相当混乱的状况。安德烈亚斯·谢德勒 (Andreas Schedler) 这篇文章梳理了不同视角、观念中的民主巩固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应仅限于指防止民主的崩溃或被侵蚀。 该文首先发表于1998年美国《民主季刊》第2期(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2, April 1998: https://muse.jhu.edu/article/16883)。该文由言晓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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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引发政治危机，暂停加入欧盟谈判；2、香港“47 人初选案”宣判，45 名被告被判 4 至 10 年监禁；3、伊拉克拟修改《个人地位法》，引发严重侵害女性权利争议；4、国际刑事法院要求逮捕以色列总理、缅甸代总统；5、韩国总统尹锡悦实施戒严，国会宣布无效并成功弹劾总统；6、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宣布第一轮总统选举结果无效；7、德国总理朔尔茨信任投票失败，提前选举定于 202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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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着重于研究毛泽东理性的一面，甚至推崇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毛泽东老谋深算、冷酷无情，但是宋永毅教授却注意到毛泽东的另一面，即他的独具个性的非理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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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是否长期误读了中国政治和社会？这种误读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 西方的接触政策是否已经失败？推动中国民主化是否是接触政策的目标？西方是否应该推动中国的自由、人权和民主？有无可能在对抗中共专制政权的同时，加强中国民间的交往？中共的信息控制、洗脑宣传和高科技算法是否有效、有何影响？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能否挺过“高科技极权主义”的摧残，从而继续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就这些问题，人权律师、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对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林培瑞教授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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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成分析说，中国的转型如果走先地方后中央的顺序，不但可能导致国家 分裂，而且还可能导致暴力与战争，导致民主转型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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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伊始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在现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坚持的、不容否定所谓“革命历史”的理论下，它仍然是一个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革命神话。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辩驳土改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和数据：1）荒谬的“封建地主制度”叙事；2）虚假的地权分配数据；3）“地主”作为一个中共为政治目的而制造的敌对阶级概念。所谓土地改革，其实是一个在“革命”和“正义”掩盖下对一个巨大的和平社会群体——近两千万“地主”及其子女——的血腥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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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全球最大的地主，占有面积最大，土地价值最高。根据 2024年底国务院发布的 2023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国有土地总面积5,237,140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 18.394 万平方公里，均是城市土地，分布在土地价值最高的地段。依照宪法，截至 1982 年 12 月 4 日中国实行的还是土地私有制，这点可由中国政府在 1950 年代初发放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得到印证。《八二宪法》第十条宣布城市土地国家所有，不但肯定了文革中损害公民权利的错误做法，还造就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本国公民的大规模抢劫，是对中国民众的一场无声革命。对于未来的中国民主化，恢复与重建中国的私有土地制度，是必须走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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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西方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们说，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助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走向开放、自由。然而，迄今中国并没有在政治上变得开放，而且伴随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崛起，它在国际的表现也变得让人不安，这一政策的成效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接触政策是否已彻底失败？西方应如何调整对华战略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德里克·莱文（Derek Levine）博士采访了政治观察家、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先生。

孟捷慕出版有《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关于面子》（About Face）等关于美中关系的著作。德里克·莱文是纽约城市大学和新泽西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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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自 1990 年代开始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热点。从世界近现代历史来看，建立在种族优越感之上的民族主义一向是大国——尤其是后起的大国——用来动员民众的意识形态利器。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逻辑上密切相关。激进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一方面自我神化，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优秀的人种，另一方面又宣称自己作为优秀的种族受到其他强大种族的歧视、嫉妒和打压，不但是世界争霸史上的受害者，甚至受到弱小和低劣种族的欺凌。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或者叫爱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并不例外。近些年来，在官方宣传和民间心理上形形色色的中华民族优越论可以说司空见惯，实际上宣扬的是种族主义。本文揭示的就是一个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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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是否应该采用某种形式的联邦制、可 以采用什么形式的联邦制来建立民主并保持国家的统一？在这篇经典性 的文章中，阿尔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教授将联邦制划分为 “走到一起”、 “维系在一起”和“拼组在一起”的三种类型。他认为享有盛名的美国联邦制属于“走到一起”模式，并不适合于需要从单一制转变为联邦制、以“维系在一起”的国家。该文在 1999 年首先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0, No. 4 , 1999, pp. 19-34: https://muse.jhu.edu/article/1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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